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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如何實現(xiàn)增長是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話題，不僅是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各國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點。因而，從亞當·斯密時代開始，西方經濟學家就開始對經濟增長進行了長期探索，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也先后經歷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增長理論、邊際學派、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理論等多個發(fā)展階段。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經濟學家們對如何實現(xiàn)經濟增長進行了探討和爭鳴。
古典學派的“數(shù)量擴張”觀
從亞當·斯密起，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經濟如何實現(xiàn)增長。在《國富論》一書中，亞當·斯密研究了如何增加國家財富和收入，認為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國家財富增長的關鍵。在他的增長模型中，產出是勞動力、土地、生產效率和資本的函數(shù)，這實質上就是分析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此外，他還探討了自由貿易等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以及一些非經濟因素（如政治穩(wěn)定程度、法律、制度）等外生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之后，薩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概論》（1814）中明確指出，作為資本的機器以及科學對于財富增長的作用，正是促使許多自然力為人類服務以增加產品種類和數(shù)量，從而獲得財富積累的真正原因，他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資本積累。此外，薩伊還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Say’sLaw），即供給創(chuàng)造自己的需求。
大衛(wèi)·李嘉圖繼承并發(fā)展了薩伊對經濟增長的觀點，并從亞當·斯密的谷物增長模型抽象出經濟增長過程的一般范式，認為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極為重要，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資本將其凈收入中除消費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產中所形成的資本積累。在其《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一書中，他還提到技術進步、擴大國際分工和促進自由貿易是保持一個國家經濟持續(xù)增長的關鍵。不同于斯密的“絕對優(yōu)勢理論”，李嘉圖還提出“比較優(yōu)勢理論”，成為早期各國開展國際貿易的重要理論基礎。
約翰·穆勒整合前人研究，認為擴大生產規(guī)模對經濟增長作用明顯，經濟增長受勞動、資本、土地、生產效率、教育水平、所有權制度、分配制度、習俗等多種因素影響。他還詳細論述了經濟增長方程中人口增長、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三個重要變量不同變化的五種情形。可以看出，古典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采用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探索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當然，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發(fā)展水平，古典經濟學派這一時期對經濟增長研究的核心主要是物質資料的數(shù)量擴張。
不同學派百家爭鳴
古典經濟學之后，經濟增長理論進入百家爭鳴時代，一批批判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開始出現(xiàn)，馬克思主義學派是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方面，馬克思繼承前人研究，大量論述了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等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馬克思在經濟思想史上建立了動態(tài)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他將社會總產品分為生產資料生產部類和生活資料生產部類，前者也稱第I部類，后者稱第II部類。每個部門都可分解為用于工人的可變資本，用于折舊的不變資本以及剩余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個包含不變資本和勞動力都擴大的動態(tài)經濟增長模型，后來的許多經濟增長模型都受到馬克思的啟迪。
19世紀70年代，以杰文斯、瓦爾拉斯和帕累托為代表的邊際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放棄了勞動價值及總量分析方法，主張邊際效用理論（包括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方法），對之后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現(xiàn)在西方許多經濟分析仍是建立在邊際分析方法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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